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如果有对财产权的更为周全的观察，征收规范可能应该被排除用来分析税收问题。

而转型的主题才刚刚起步，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不够强，也就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容预计可能遭遇到安全威胁，而是要从更为严峻的角度考虑未来的战争问题。[56]在此基础上，中央军委举办了代号为801会议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10月15日、16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到会讲话，明确将战略方针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

[72]当然，由于这种关联和逻辑未曾见之于显明的言说，本文所尝试的这种观察和理解也可能只是一种主观臆测，不过是看到了洞穴墙壁上映照出来的幻影。[32]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军事科学院1980年版，第18-21页。[50]1973年，毛泽东亲自决定并主持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且在召开会议之前组织将领们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一次向当时实际主持着各个地区工作的军队高级将领强调，必须一切服从中央。[72]美国从邦联走向联邦，军事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之所以没有从联邦再进一步成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并没有新中国如此悬殊的敌我实力对比，再加上地理环境的特点，使美国将建设强大的海军作为更重要的目标，而陆上防御则由联邦军队和各州民兵可以共同完成，因此，美国宪法做出了这样的区分规定：国会有权招募陆军并供给军需，但此项用途的拨款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43]参见香港中文大学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页。

宪法自然有其制约公权力的一面，但决不是自杀契约 [2]，而是要力图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中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要能够有利于这个国家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当然也一定要能够应对战争这一最严峻的挑战。[46]如果不依靠中央的强制性命令，这种建设是很难实施的，因而也需要中央集权的体制。Also see, J.R.Pole (ed.), American Constitution For and Agains: The Federalist and Anti-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87. [8] E.B.波特：《尼米兹》，蒋恺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

而总统则是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可以灵活而且独断的指挥战争。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12 [70]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更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形势有所改变。[1]爱好和平的国家可以不考虑发动战争，但如果哪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不考虑进行战争的话，即使不等到真实的战争爆发将其消灭，也因为丧失了通过战争这种最极端的敌我划分手段来完成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确立的能力，因而在政治上更为软弱无力，例如在宪法中被阉割掉了战争权利的日本，即使自卫队事实上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痛感自己并非正常国家。

因此，如果局限于纸面上的法而言，很难说宪法或宪政中有多少军事背景。但如果从行动中的法来看，从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文本和话语来关注历史语境中那些国家权力的关键安排与运作，也就是将那些解决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具体问题的制度实践理解为实在的宪法 [69]，那么军事背景就从未缺席过，因为战争问题是任何社会中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44]袁德金、王建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及启示，载《军事历史》，2007年第6期。这些项目对于加强国防和促进区域发展平衡有着重要价值，但大多强调了备战需要而忽视经济效益，导致了很高的成本，既不符合经济规律，对于地方利益也有很大影响。[29]譬如，林彪就曾经在东北否定毛泽东关于在大城市决战、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指示，而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甚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请主席清醒考虑之。这样的战略方针，如果没有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基本上是不可能操作的。

如果不是因为革命、建国与转型三大主题在短时段内高度重叠，如果不是一个大国，中国不需要过分担心战争威胁，不需要过于强调从军事角度考虑政制策略。例如，当古希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改变，大量装备有甲胄的重装步兵（hoplite）组成的方阵替代了过去的英雄单挑时 [64]，就有了平等主义的法律改革，将财富在城邦中以更为平等的方式重新分配，就能够使得更多的人成为具有甲胄和兵器的重装步兵，扩大军队的规模，而且为国家浴血奋战的重装步兵必然获得政治权利，平等的参与到民主政治之中，共和政体当中的公民团体资格也就明确的以具备重武装作为标准。针对这种状况，即使敌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孙子仍然认为必须忍耐不可轻举妄动，应当集人聚谷，保城备险，轻兵绝其粮道，等待彼挑战不得，转轮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的时机，也就是要敢于放弃，集中优势兵力。因而，新中国初期所确立的财政制度，国家财政除了负责组织财政收入和分配财政支出以外，还要负责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等全部社会投资的全过程，所有投资项目必须遵守财政规章制度，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直接、间接的财政拨款，投资过程中的所有资金运用必须置于国家财政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中央财政又掌握着绝大多数资金运用的领导和监督，地方仅有很小的自主权。

[24]同样的问题在福建也是如此，飞机损坏，大炮损坏，汽车、仪器损坏了，在福建就没有办法修复。本文选取中央与地方分权这一角度进行观察，尝试以一个侧面来揭示法律与战争之间的微妙关系。

因为只要是永久和平尚未实现，清醒的人们便会认识到，即使是和平年代，也只是战争的间隙，因而需要将下一场战争纳入思考。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

[40]此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成为主要的国防战略指导思想，并正式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公开确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但中国的国情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此时尚未成型，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这一条件，从多个分离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长期在不同的、被国民党统治区域相互分割的根据地独立进行革命战争的经历，还是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并培养了不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魅力型军事领导人。——《孙子》   一、导言 法谚有云：大炮一响，法律无言，致力于解决常规化社会中的秩序问题的法律，面对非常规状态下充满暴力和阴谋、冲突和动荡的战争，显然是极其脆弱的，因而在这种环境下必然是悄然退场。[60]1985 年 6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国防战略转到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的国防战略。1960年，中央决定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国民经济实施整顿，整顿的实质就是将下放给地方的大部分权力收回来，以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为原则重新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强调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同时，以基本法为依据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和决定特别行政区重大问题的机制、内地与港澳地区区域合作的机制、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协议形成机制等，都具有鲜明的特别行政区特色，已经成为调整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的内部治理等特别行政区制度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可以归入主权-治理分析框架中的治理因素。这些有益的制度经验有必要向内地发生反馈效应，为内地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有效的制度参照。

但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改革不能以损害港澳地区的政治稳定为代价，特别行政区制度在维护港澳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一国两制理论而言，特别行政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

用宪制性制度定位特别行政区制度，主要是从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权力——尤其是纵向国家权力——的安排中所起作用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特别行政区享有制定宪法的权力，也不意味着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具有最高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在形成时期，特别行政区制度既是各方博弈的目标，又是规范和约束各方行为的制度平台。

[4]行政主导制既有别于内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与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明显不同，是特别行政区在制度层面的最大特色。其二，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两部基本法都在第8条规定，原有法律，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的有权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姬朝远：《试论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地位》，载《一国两制研究》（澳门）2012年第1期，等等。

特别行政区制度与在中国内地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地方政权制度构成了主干-补充的关系，是我国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多元性的体现。因此，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地位与作用，需要基于港澳地区实践的新发展，在理论上予以重新界定和阐释。

行政主导制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港英当局时期的宪制性文件《英皇制诰》第18条赋予总督在香港殖民地的至上权威，宪法的权力完全赋予给总督。

  三、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作用 解决特别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原初作用。所谓特别行政制度的政治地位，所讨论的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定位问题。

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政治层面可以定位为基本政治制度，而在法理层面可以定位为宪制性制度。第三，型塑中国特色大国治理结构。[16]代表性论文如童之伟：《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19]周叶中：《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定位》，载《一国两制研究》2013年第1期。

[7]Loh, Christine(ed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23. [8]刘曼容：《试论港英政府政治制度演变的性质和特点》，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对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具体制度作出了规定，界定了高度自治权的内容、范围和行使方式，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得以运行的直接依据。

澳门的情况与香港基本相同。其三，根据我国宪法，我国内地的各地方政权（包括民族自治地方）都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而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的授权实行高度自治，中央不能直接对特别行政区发布指令，但这种高度自治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第31条做出的特殊安排，而不是我国地方政权的常态。

[3]治理是特别行政区落实高度自治权的具体方式，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的各项政策、法律和措施，都可以涵盖于治理的范畴，根据治理的逻辑路径进行诠释。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根本政治制度专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